□南 歌
公元前296年仲春屈原选择磊石洞庭山、凤凰玉笥山居住生活创作，公元前285年游历沅湘，公元前284年前后返回到汨罗，公元前278年以身殉国，沉于汨罗（屈原区河泊潭）。屈原这一悲剧性的抉择，于此铸就了一段永恒的传奇。贾谊命名“汨罗”、司马迁将“汨罗”记入国史，他们投书汨罗、泪洒江潭的哀思与敬仰，为汨罗江掀起诗歌的一波又一波的浪潮，2000年澎湃风流，成就了汨罗诗歌之江。河泊潭之汨罗从此成为华夏诗人心目中的第一名地和心灵圣地，文化名流朝圣如流，留下纪念汨罗屈原、黄陵二妃的诗篇不下2万多首，岳阳市也因屈原而成享受中国诗歌遗产之丰的文化名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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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提及汨罗的诗篇，可谓“汨罗天下第一诗”，得追溯到东方朔的《七谏其六·哀命》。这首诗作诞生于屈原沉江后的140多年，足见汨罗的传奇色彩与深远影响。
东方朔，字曼倩，生于公元前154年，辞世于公元前93年，是西汉平原厌次之地的璀璨明珠。在武帝的盛世之下，他名扬四海，以自荐之姿踏入金马门，成为待诏之士，后晋升为常侍郎、太中大夫。他天赋异禀，机智过人，擅长捕捉世间的微妙变化，以犀利的言辞著称，每每直言不讳，引人深思。
尽管汉武帝并未真正重用东方朔，但他依然为朝廷献言献策，恪尽职守。
作为辞赋的妙手，东方朔以文学的魅力警醒武帝勿蹈奢侈之祸，同时献计献策，助力国家富强。然而，武帝并未采纳其建议。尽管如此，东方朔的辞赋依然声誉卓著，名扬四海。其代表作《答客难》《非有先生论》等更是传颂千古，深受世人喜爱。
东方朔是继贾谊之后，深情接受并继续发扬屈原文学精神遗产的人。他不仅对屈原的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，更在人生遭遇上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这一点在他的《七谏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这部作品，深受王逸的珍视，被精心收录在《楚辞章句》之中，它不仅仅是东方朔文学才华的结晶，更是他对屈原无尽敬意和深切缅怀的见证。
《七谏》其实是一部《屈原诗传》，由《初放》《沉江》《怨世》《怨思》《自悲》《哀命》《谬谏》七首精致的短诗交织而成。这不仅仅是对屈原一生忠贞不渝却饱受诽谤、信任被辜负、无辜被放逐，最终选择投江自尽的悲剧人生的深刻刻画，更是东方朔怀才不遇、愤世嫉俗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。这些诗篇如同一扇窗户，让我们得以窥见封建时代正直之士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和典型的心态，感受到他们那份坚韧不屈、坚守信仰的精神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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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历史文献中并未明确记载东方朔是否曾踏足汨罗，但有两则传说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，皆与东方朔有关。其一为君山不死酒的神奇传说，其二则是关于屈原玉笥山的轶事。
君山不死酒，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美酒，传说其拥有令人饮之不死的神奇力量，甚至能助人羽化登仙。据闻，在汉武帝时期，这酒的美名远扬，汉武帝对此心驰神往。为求得此酒，他斋居七日以示虔诚，并派遣栾巴带领童男童女数十人赴君山寻觅。历经千辛万苦，他们终于寻得仙酒，将之带回呈献于汉武帝。
然而，在汉武帝即将品尝这传说中的神仙美酒之际，东方朔却出其不意地将酒一饮而尽。汉武帝得知后勃然大怒，认为这是东方朔对他的不敬与挑衅，遂下令捉拿东方朔，欲斩首示众。
在斩首的紧要关头，东方朔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镇定。他神色自若地对汉武帝说：“倘若这酒真的拥有神奇的力量，即便你下令斩我，我也定能安然无恙；而若这酒并无灵验之处，那它对你来说，又岂不是徒有虚名，毫无实际效用？”汉武帝闻听此言，不禁陷入深思，最终选择宽容了东方朔。
汨罗江畔的玉笥山，其神秘的来历也与东方朔有关联。据《长沙府志》记载，罗含在《湘中记》中提及，有道士遗言称此地为福地。又称此地为地脚山，传说中汉武帝痴迷于仙道，于玉笥山之巅设立了降真坛，大兴丹灶，道士们日夜祈祷。天道感应其诚意，降下白玉笥置于坛上。当武帝派遣使者去取时，白玉笥随风飘然而去，引发了一场大风。汉武帝对此充满了好奇，向东方朔请教这一奇异现象的寓意。东方朔机智地回答：“圣上有德，天降神瑞，玉笥象征君子之德，可盛万物，这预示着陛下将一统天下，帝业永祚！”汉武帝听后满心欢喜，遂将凤凰山更名为“玉笥山”，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。
尽管这些传说无法证实其真实性，但东方朔的《哀命》篇无疑是将“汨罗”这一水名引入诗歌的先驱之作。其内容对汨罗渊的具体环境写得相当清楚，足以自证他是到过汨罗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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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哀命》开篇云：
哀时命之不合兮，伤楚国之多忧。内怀情之洁白兮，遭乱世而离尤。
恶耿介之直行兮，世溷浊而不知。何君臣之相失兮，上沅湘而分离。
测汨罗之湘水兮，知时固而不反。伤离散之交乱兮，遂侧身而既远。
痛惜命运之不济，楚国啊，你为何如此多忧？内心秉持纯洁的情操，却遭遇这乱世的无尽困扰。我憎恶那些耿介正直却不被世人理解的行为，世道如此浑浊，何以至此？君臣之间的疏离，使我黯然神伤，沿着沅湘之水，我黯然离去。测量着汨罗江的湘水，我深知时光不可逆转。对于这离散的混乱，我只能黯然神伤，渐行渐远。
屈原漂泊沅湘，命运悲惨，其缘由深邃而引人深思。他在“测汨罗之湘水兮”之际，已然明了时势之不可逆转，选择汨罗作为居住地和沉江之地，凸显出他对命运的无奈与坚守。这一选择，彰显出屈原高洁的情操与坚韧的意志，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传奇。
此诗与屈原的《哀郢》开头非常相似，“伤楚国之多忧”，正是《哀郢》的题解。“遭乱世而离尤”与“何百姓（百官）之震愆”一致；“君臣之相失”又是“民（在官位者）离散而相失”的另一种说法。“上沅湘而分离”正指屈原“上洞庭（山）而下江”。“测汨罗之湘水”则说的是《哀郢》中的汨罗的“大坟”“江介”“江潭”之地。无疑这也是对屈原《哀郢》行程的说明。
处玄舍之幽门兮，穴岩石而窟伏。从水蛟而为徒兮，与神龙乎休息。
何山石之崭岩兮，灵魂屈而偃蹇。含素水而蒙深兮，日眇眇而既远。
哀形体之离解兮，神罔两而无舍。惟椒兰之不反兮，魂迷惑而不知路。
穿越玄舍的隐秘之门，岩石间隐匿的洞穴便是我的归宿。与水蛟为伍，与神龙共憩，我在这坚硬的岩石间找到了栖息之所。然而，这些山石如此峻峭，仿佛压抑着我的灵魂，使其无法舒展。环绕着清澈的溪水，我深感其深邃，而日光却逐渐黯淡，远离了我。我哀叹着形体的消散，灵魂在虚无中徘徊。只有椒兰之香始终未散，然而我的魂魄却迷失了方向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
此节说明的是屈原的居住之地。穴居岩石，与水蛟为伍。磊石山，这片自古以来便与龙神庙紧密相连的土地，的确见证了屈原在此十一年的苦难历程。这是比《湘中记》中所述的“屈潭之左玉笥山，屈原栖此作九歌”还要早的居住地点。玉笥山与磊石山相隔十里。晋代王嘉所著的《拾遗记》记载屈原隐居洞庭山，经考战国时的洞庭山，实指磊石山。屈原在此地采香草、最终沉江，楚人在此为他立庙，汉末尚存。到了唐代，屈原磊石庙被封为昭灵侯庙，这更说明了磊石山便是洞庭山，此地便是屈原的故居，与东方朔的描写如出一辙。“魂迷惑而不知路”与屈原自述“当陵阳之焉至兮，淼南渡之焉如？”的确也高度一致。说明汨罗渊的石头山是屈原《哀郢》的终点，屈原《山鬼》云：“石磊磊兮葛蔓蔓”，倒是一个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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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无过之设行兮，虽灭没之自乐。痛楚国之流亡兮，哀灵修之过到。
固时俗之溷浊兮，志瞀迷而不知路。念私门之正匠兮，遥涉江而远去。
念女媭之婵媛兮，涕泣流乎于悒。我决死而不生兮，虽重追吾何及。
戏疾濑之素水兮，望高山之蹇产。哀高丘之赤岸兮，遂没身而不反。
我期望行于世间，无过无错，即便生命如流星般短暂，亦能自得其乐。楚国之流亡，令人扼腕叹息；灵修（怀王）之过错，更使人哀痛不已。世俗之浑浊，早已司空见惯，而我志向迷茫，不知所措。每每想起家乡那位精湛的匠人，涉水渡河，远离故乡，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丝苦涩。回想起女媭的美丽容颜，悲伤之情更是难以言表。我已下定决心，赴死如归，纵然追悔莫及，也绝不回头。嬉戏于清澈的溪流之中，仰望巍峨的山峰，我哀悼着那高丘上的赤岸，最终陨落于此，永不再返。
屈原在磊石山幽居十一载后，于公元前285年秋冬到溆浦，挥毫泼墨创作了《涉江》。诗中，他深情缅怀了重华舜帝，并倾诉了追随重华的心愿，涉江而行的决心，最终抵达九嶷。公元前284年孟夏之际，屈原重返岳阳汨罗，择凤凰玉笥山而居，再度隐居。在此期间，他创作了《离骚》。在《离骚》中，屈原以“女媭之婵媛兮，申申其詈予”之句，表达对女媭深深的感激。她的关怀与忠告虽让屈原深感痛苦和困惑，但也折射出他创作《离骚》时内心的挣扎与矛盾。
屈原在他的《远游》一诗中深情地写道心神缥缈而不归，形体枯槁而独存。远离尘埃，身心纯净，却再也不回到那繁华的都城。《哀命》诗中的“哀高丘之赤岸兮，遂没身而不反”，正是暗示了屈原写《离骚》后，选择在玉笥山下沉江，以身殉国的悲壮之情。
《哀命》不仅展示了东方朔的文学才华和思想魅力，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启示，对屈原湖南行程的研究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