碧水蓝天岳阳楼。 李敏 摄
□唐 昕 陈湘源
北宋庆历四年的早春二月，滕子京披着征讨西夏元昊的烽烟，从泾州御敌前线被莫须有的罪名拘押审查，连贬三次，来到只有12.8万人口的荒州小郡岳州。
滕子京处变不惊，不以个人得失为怀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牧岳3年，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。3年间，为岳州老百姓办了3件大事——重修岳阳楼、迁建岳州文庙、筑紫荆堤修通和桥。
滕子京谪守巴陵郡
要知道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，就必须从“泾州公案”说起。
北宋时期，西北边境一直战火不断。由于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西夏元昊兴兵犯境，范仲淹负责边务，滕子京也迁官刑部员外郎、职直集贤院、任西北边境泾州知州。由于治边有方，战功卓著，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十一月，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，推荐滕“以自代”，“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（四路兵马的统帅）兼知庆州”。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九月，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伊始，御史梁坚、郑戬等守旧派即劾奏滕子京“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十六万贯”。实际上是守旧派借题发挥，以“泾州公案”来阻碍“庆历新政”的推行。滕子京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后来皇上派燕度将滕拘押“勘鞠”，弄得“枝蔓句追，囚系满狱，人人嗟怨”（欧阳修为滕子京等上表谏奏语）。
尽管后来经过钦差燕度查明，“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，并无侵欺入己”；说他贪污，是守旧派“以诸军月饷并言之，诬其数尔”（范仲淹为滕子京辩诬谏奏语）。实际上，滕馈赠给羌族首领等的费用“仅三千缗”。可守旧派抓住滕子京为了避免牵连边将，“焚毁”馈赠名单的事不放，反复谏奏。因为这些事都是范仲淹所亲历，故而在金殿两次上奏章为滕辩诬，结果呢？仍“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”。庆历四年（1044年）正月，又“降知虢州”。
已经连贬两次，守旧派中丞王拱辰还不放手，竟以辞官来要挟皇上，并奏曰：滕“盗用公使钱，只削一官，所坐太轻，应再谪。”尽管仁宗皇帝也觉得王拱辰“过分矫情”，但为了稳定政局，还是“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”。于是，庆历四年早春二月，滕子京来到了岳州。这就是滕子京拘押审查、连贬三次到岳州的原因。
重修岳阳楼
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信息，我们是从他《与范经略求记书》中得知的。他在这封信中说明了为何要重修岳阳楼和请范仲淹作记的因由：“巴陵西跨城闉，揭飞观，署之曰：‘岳阳楼’，不知浸落于何代何人……去秋，以罪得兹郡，入境而疑与信俱释。及登楼，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尔。唯有吕衡州诗云：‘襟带三千里，尽在岳阳楼’，此粗标其大致。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，亦欲使久而不可废，则莫如文字。乃分命僚属于韩、柳、刘、白、二张、二杜逮诸大人集中，摘出登临寄咏，或古或律，歌咏并赋共七十八首，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、侍郎丁公、尚书夏公之众作，榜于梁栋间。又明年春，鸠材僝工，稍增其旧制。古今诸公于篇咏外，率无文字称记。所谓岳阳楼者，徒见夫屹然而踞，岈然而负，轩然而竦，伛然而顾，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，宁堪乎久焉？”于是请“文章器业，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，又雅意在山水之好”的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。
作出这样的决定，是因为他与范公相识、相知而成为挚交已30年，对范公人品、文品有着深入的了解。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同年及第相识；天胜三年（1025年）他任泰州军事推官，与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一同修筑捍海堰而相知；此后交游日深，特别是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西夏元昊反，他与范仲淹共同在泾州处理边务而成挚交。所以他深知“我朝高位辅臣”中，能给名楼注入“精神”的作记人选只有范仲淹。
岳阳楼。 仇玉姣 摄
换言之，《岳阳楼记》是特殊的历史人物和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的一篇千古绝唱。何哉？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，而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却到六年九月十五日才交卷，相隔整整15个月。范仲淹为何迟迟不动笔作记？此间，除频繁调动公务繁忙、肺疾侵扰身体不佳、岳阳楼历代名诗佳作如高山横亘于前等原因外，主要是“庆历新政”失败后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他一生的政治追求彻底毁灭了！故而出现“附郭田园能置否？与君乘健早归休”（范仲淹《依韵酬光化李简夫屯田》）的消沉心态。
范公为何又要写，而且又能写出这篇千古华章呢？重要的原因是，他毕竟是个一生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名臣硕儒，在短暂的思想波动之后，严峻的现实，必然促使他深入思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：自己在政治失意后都出现了思想波动，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会不会出现尹洙《岳州学记》说的因遭贬谪而“阴愤阳惨，事弛官废”“慎微虑危，修旧保常”的情况？这可是事关家国的重大问题。
正当此时，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即将竣工，为尽快获得范公的楼记，定然再次投书催请。而此时的范仲淹正需寻个典型，找个机会勉励政治盟友。加之滕公要求他给名楼注入“精神”的提示，故以滕子京为楷模写下了这篇千古雄文。全文围绕贬谪的“谪”字展开，记事和写景都是为议论这个“谪”字服务的。记事，即点明该文写作的论据：被贬“谪”的滕子京到岳阳后的作为，实记其人其事。写景，实叙典型环境，是紧接着“谪”字展开的议论：描述两种同一环境下的不同景色，列举面对自然景色“以物喜”“以己悲”的迁谪之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，来与滕子京进行对比。最后提出论点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；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来肯定滕子京累遭贬“谪”，始终“进亦忧，退亦忧”的高尚品德，借以自励并激励政治同仁，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终生奋斗。这样解读《岳阳楼记》，便使范仲淹推崇的“古仁人”由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变成了一个真实、鲜活的具象。这样，《岳阳楼记》就更生动、形象，也更感人。
《岳阳楼记》雕屏（清·张照书）。 仇玉姣 摄
在当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，岳阳楼又是怎样完成重修的呢？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记录了一条传言：“滕宗谅知岳州，修岳阳楼，不用省库钱，不敛于民，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，献以助官，官为督之。民负债者争献之，所得近万缗，置库于厅侧，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，极宏丽，所费甚广，自入者亦不鲜焉。州人不以为非，皆称其能。”由此我们知道，滕子京修岳阳楼的经费，是靠帮助商家收取呆账、死账、三角债，再动员他们献出一部分支持修楼。从侧面说明他很有治理才能。
然而，提供这条材料的人，就是在滕子京贬到虢州后仍向皇帝谏奏，逼迫皇帝将滕子京再贬而至岳州的王拱辰。他提供这条材料的目的是落井下石，说滕子京不仅在泾州贪污，到岳州又借重修岳阳楼大发横财——将“所得近万缗，置库于厅侧，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（会计出纳）”“自入者亦不鲜”，将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！果真如此吗？且不说三大工程相继动工，需要的大量资金尚无着落，单说“近万缗”够重修岳阳楼吗？一缗即一贯钱，相当于一两银子。清代光绪六年重修岳阳楼“费银三万两”。“近万缗”修楼都不够，哪有“自入者亦不鲜”的钱？
我们再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滕子京是否清廉。一是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亲历时留下的诗句：“谁信干城千骑居，空斋图籍两三橱。”谁能想象曾在泾州统帅五万大军的滕太守，家中空空如也，就摆着几柜图书。二是滕子京调离岳州仅一个多月就病逝于苏州，范仲淹在《祭同年滕待制文》中说：“独有令嗣，堂构可承，我今抚之，必教而称。”如果滕子京不是家境清贫，范仲淹会作出为他扶养幼子的承诺？三是《宋史》称：“宗谅尚气，倜傥自任，好施与，及卒，无余财。”四是近年修建318国道，发掘迁葬了滕公及其妻、妹与女儿的墓葬，四座墓中除墓志铭外，仅有陪葬的砚一方、口衔玉兔两只、瓷魂坛两只，十分简朴。至于不设会计出纳，独自掌管，是他吸取了“泾州公案”的教训，独自承担责任，体现了他高尚的慎独品德和敢于担当的精神。
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最重大的意义，在于《与范经略求记书》中的高瞻远瞩和给范仲淹的谆谆嘱托——“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，亦欲使久而不可废，则莫如文字。”“所谓岳阳楼者，徒见夫屹然而踞，岈然而负，轩然而竦，伛然而顾，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，宁堪乎久焉？”让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为雄伟壮丽的楼台注入了灵魂，使一个景物浸透了忧患意识，给读书人塑造了一个纯真的人格，将岳阳楼文化推向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，进而形成了“先忧后乐，团结求索”的岳阳精神。忧乐情怀，光耀千秋。这就是“文字”的力量，这就是岳阳楼“久而不可废”的坚实基础。
1988年1月，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迁建岳州文庙
岳阳文庙
今天的翰林街牌坊到岳阳市第二中学，名叫“学道岭”，又称“文庙山”，就源于滕子京将岳州文庙迁建于此，使这一带成为岳阳近千年的教育中心。
北宋大学士尹洙的《岳州学记》记载：“滕公凡为郡，必兴学，见诸生，以为为政先。庆历四年守巴陵，以郡学俯于通道，地迫制卑，讲肄无所容，乃度牙城之东，得形胜以迁焉。会京师倡学，诏诸郡置学官，广生员。公承诏，忭曰：‘天子有意三代之治，守臣述上德，广风教，宜无大于此，庸敢不虔于是！’大其制度以营之。庙仪既成，乃建阁以聚书，辟室以授经；两序列斋，以休诸生；掌事司仪，差以等制；缮爨浣沐，悉严其所；小学宾次，皆列于外。大总作室之数，为楹八十有九，祭器什具，稽于礼，资于用，罔有不备。”这段文字告诉我们，一是滕子京历来对教育十分重视，“凡为郡，必兴学”，这在宋代的文献中也多有记载。《宋史·滕宗谅》称他：“所莅州喜建学，而湖州最盛，学者倾江、淮间。”范仲淹在《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》中说：“君为政尚宽易，孜孜风化，在玉山、霅中、回上、岳阳四郡并建学校。”就是在戍边抵抗外侮的紧张时期，在边塞的霅上、回中仍不忘重教兴学。二是岳州在滕守岳之前就有官办学校，因为规模太小，不适合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，所以他到岳州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抓紧迁建岳州文庙。三是京师倡导办学，皇帝下诏书各州郡建学宫，岳州搬迁扩建文庙，符合上面的精神，又是现实需要，还有经费支持。四是规模宏大，七开间的宫殿式建筑，设备齐全，仅次于曲阜等最高等级的九开间构建。故人称是江南保存文庙中始建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府州级文庙。
滕子京对教育的重视，在岳阳形成了良好的传统。北宋之后，岳州文庙代有维修扩建，到清代末年，形成了以大成殿为中心的文昌阁、泮池、状元桥、灵星门、大成门、乡贤祠、名宦祠、教授廨、岳阳书院……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的古建筑群，大大地推动了岳阳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使文庙山成了岳阳文化教育的中心。
岳阳文庙大成门。仇玉姣 摄
北宋以后，岳阳人才辈出，仅明代就出了八位尚书：吏部尚书夏元吉、礼部尚书黎淳、兵部尚书刘大夏、兵部尚书杨一清、刑部尚书颜颐寿、户部尚书方钝、工部尚书谢登之、户部尚书杨一鹏。其中，夏元吉在激荡的风雨波涛中几起几落，最终位列台阁，以自己忠诚的品德和独立的人格，在朝野留下“古名臣”的美名。黎淳是岳阳唯一的状元。黎淳在宫廷教授太子时，曾将皇上钦定的三个神童：杨一清、李东阳、杨廷培育成一代名相，为“挽救明代大厦之将倾”作出了贡献。他一生清廉，其子孙都被称为“清白吏子孙”。这些人才的涌现，应该也有滕子京兴学重教的一份功劳。
今天，文庙仍巍然屹立于山头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，见证了岳阳名城的千秋变化。据《岳阳楼志》不完全统计，自鲁肃创建“阅军楼”（岳阳楼前身）以来，因水、火等灾害，彻底毁建20多次，文庙却没有彻底毁坏过。这得益于它地处山头，与民居隔绝；岳州府学，管理严格；闲杂人等，不得擅入等优势。1990年，岳州文庙保架大修（指对整个建筑作全面修缮，不必拆落建筑构架），各级领导高度重视，集中了本省的古建筑名家，又请来国内知名专家进行全面实测。经认定，文庙大成殿的主架、金柱、柱础、櫍木与铺作斗拱等，皆是宋代遗物；藻井中的“暗八仙”为明代绘画。经过保架大修，2001年6月，岳阳文庙晋升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修筑紫荆堤与通和桥
三眼桥。尹素兰 摄
位于南湖大桥南侧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眼桥，初名通和桥，又名堤头渡桥、万年桥、万由桥，因桥为三拱连缀砌筑，故俗称“三眼桥”，是湖南历史悠久、最坚固的古桥之一。此桥首创于滕子京，是他谪守巴陵郡做的第三件大事。
北宋范致明《岳阳风土记》云：“阁子镇有堤曰白荆堤，石壁潭在其下，亦谓钓丝潭，其深莫测。夏秋水涨，一日之间，或增或减，土人以为龙出入此潭。其间多蛟蜃，为行旅之患。滕子京作碑堤上，戒往来者使陆行。”滕子京初到岳州，见东乡百姓往返郡城渡经南湖，时有溺水事故发生。初则树碑劝民绕道陆行，不久，便筹集资金修筑了紫荆堤与通和桥，解决百姓行路难的问题。
明代，通和桥被洪水冲毁。嘉靖年间岳州知府肖晚又组织重修，并得到退休回乡的户部尚书方钝的大力资助。据说方尚书为修三眼桥不仅出钱，而且亲自督修，认真修改设计方案，尽力帮桥工改善生活，因此有“方尚书苦修三眼桥”的传说。
清代三眼桥有四次修葺，最后一次在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是岳阳楼西湾人钟云卿“捐银两万八千有奇”重修。当时，原来的桥与堤由于洪水冲毁皆已陷为深潭，钟云卿将桥上移到今址重修，历时两年，于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竣工。桥竣工时钟已辞世，连剪彩也没参加。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在《重修三眼桥记》中对他的为官为人给予了高度赞许：“钟君仗义好施，毕世不倦。”
一座古桥倾注着三位名人的心血，让人们铭记着爱民惠民的美政，向人们传递着以民为本的精神。
岳阳楼双公祠范仲淹与滕子京铜像。张伊林 摄
滕子京确实是贬官岳阳的佼佼者。他一生坎坷，却始终保持着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良好心态，充分发扬“古仁人”“先忧后乐”的高尚品德，是范仲淹引为知己的“微斯人”。他受命戍边，扬我国威；尚气崇义，乐于为善；敢于担当，勇于树立；兴学重教，举废除弊；修桥筑堤，热心实干；清廉自律，肝胆照人。因此，不仅当时深受百姓爱戴，即使在今天，也是为官者的楷模。
这正是：拘押泾州审未清，无端三贬到巴陵。鞠躬尽瘁掏肝胆，辉煌功业启后人。
